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shénmì)能力,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shèhuì)中具有广泛影响。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秦汉时期(shíqī)(shíqī)兴盛于中原,魏晋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在新疆大量出现的传播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文化(wénhuà)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域(zàiyù)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yě)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的以墓葬棺板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承上启下,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yī)、甘肃及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dìqū)大量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整个(zhěnggè)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chù)(chù)39幅(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tiānshuǐ)5市10县(市、区)。其中(qízhōng),酒泉地区在肃州区、敦煌市(dūnhuángshì)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像,其中,墓葬(mùzàng)3处,出土(chūtǔ)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3窟3幅壁画。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1处墓葬发现灰陶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且(qiě)分布相对集中,在(zài)时间上基本是魏晋(wèijìn)时期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yǐ)伏羲女娲塑像为主,现存塑像时代较晚;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为主,并以墓葬画像居多。尤(yóu)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
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的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在中原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扩散,其分布(fēnbù)几乎遍及祖国各地(zǔguógèdì)。甘肃以及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chūxiàn),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发展(fāzhǎn)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共30幅,除(chú)莫高窟壁画外,均为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yě)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女娲执矩,伏羲一侧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yuè)轮,轮中绘(lúnzhōnghuì)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shǒushòu)足蛇尾形象;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zhǔtǐ)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huāwén)等。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中原地区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zìjǐ)的地域(dìyù)特点。
首先是伏羲女娲人首蛇尾图像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huàxiàng)多为竖式长方形、两尾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zài)画面中左右相对(xiāngduì),距离较远(yuǎn),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瑞兽及(jí)花纹等图案,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冠,还有山形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bǐmò)、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于中原画像石(huàxiàngshí)、画像砖(huàxiàngzhuān),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mínjiān)画特色。
三、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在(zài)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zài)魏晋时期一度成为中原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心(zhōngxīn),也(yě)是甘肃、河西地域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zhè)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de)(de)发展成为魏晋时期中华传统丧葬(sāngzàng)(sāngzàng)文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zhījì),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几乎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人民生活相对安定(āndìng),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流传。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
其次,河西(héxī)(héxī)墓葬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艺术的兴盛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ér)一度成为华夏文化(huáxiàwénhuà)的中心。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zhōngyuán)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suì)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sāngzàng)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zhōnghuá)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le)重要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bówùguǎn)就(jiù)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的伏羲女娲图像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yǐ)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的传统丧葬文化的兴盛,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地域(dìyù)文化的繁荣。
作者单位:天水(tiānshuǐ)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shénmì)能力,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shèhuì)中具有广泛影响。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秦汉时期(shíqī)(shíqī)兴盛于中原,魏晋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在新疆大量出现的传播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文化(wénhuà)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域(zàiyù)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yě)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的以墓葬棺板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承上启下,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yī)、甘肃及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dìqū)大量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整个(zhěnggè)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chù)(chù)39幅(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tiānshuǐ)5市10县(市、区)。其中(qízhōng),酒泉地区在肃州区、敦煌市(dūnhuángshì)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像,其中,墓葬(mùzàng)3处,出土(chūtǔ)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3窟3幅壁画。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1处墓葬发现灰陶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且(qiě)分布相对集中,在(zài)时间上基本是魏晋(wèijìn)时期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yǐ)伏羲女娲塑像为主,现存塑像时代较晚;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为主,并以墓葬画像居多。尤(yóu)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
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的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在中原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扩散,其分布(fēnbù)几乎遍及祖国各地(zǔguógèdì)。甘肃以及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chūxiàn),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发展(fāzhǎn)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画像共30幅,除(chú)莫高窟壁画外,均为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yě)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女娲执矩,伏羲一侧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yuè)轮,轮中绘(lúnzhōnghuì)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shǒushòu)足蛇尾形象;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zhǔtǐ)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huāwén)等。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中原地区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zìjǐ)的地域(dìyù)特点。
首先是伏羲女娲人首蛇尾图像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huàxiàng)多为竖式长方形、两尾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zài)画面中左右相对(xiāngduì),距离较远(yuǎn),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瑞兽及(jí)花纹等图案,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冠,还有山形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bǐmò)、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于中原画像石(huàxiàngshí)、画像砖(huàxiàngzhuān),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mínjiān)画特色。
三、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在(zài)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zài)魏晋时期一度成为中原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心(zhōngxīn),也(yě)是甘肃、河西地域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zhè)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de)(de)发展成为魏晋时期中华传统丧葬(sāngzàng)(sāngzàng)文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zhījì),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几乎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人民生活相对安定(āndìng),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流传。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
其次,河西(héxī)(héxī)墓葬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艺术的兴盛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ér)一度成为华夏文化(huáxiàwénhuà)的中心。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zhōngyuán)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suì)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sāngzàng)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zhōnghuá)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le)重要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bówùguǎn)就(jiù)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的伏羲女娲图像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yǐ)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的传统丧葬文化的兴盛,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地域(dìyù)文化的繁荣。
作者单位:天水(tiānshuǐ)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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